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河南中原制药厂，这家国内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投资规模最大的重点企业（总投资18亿元），还没有生产运行即停产关门。

该项目竟然是从瑞士一家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皮包公司引进的。

由于决策失误导致的这些巨大损失，同样要转化成“行政成本”，由纳税人来承担。

〔3〕 假设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那么，这种服务的成本是非常容易核算的，也是非常容易监督的。

但是，在政府以经济主导者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其权力对应的就是一个难以制约和衡量的领域。

哈佛大学教授费斯坦（曾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导致行政成本上升而素质下降。

费斯坦所指的仅仅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当政府就是市场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时，就意味着更为惊人的资源浪费。

〔4〕

行政成本过高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无出其右者。

以2006年为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

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的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

中国的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长期居高不下。

〔5〕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政府职能的错位。

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

”洛克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向公民提供服务，公民需要什么，政府提供什么，而不是政府想提供什么就提供什么。

因此，政府必须是节约型政府，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成本，把资源用于为公众服务。

〔6〕 意大利13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殚精竭虑地增进公共利益”，只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才是正义的政府，否则便是非正义的政府。

而要增进公共利益，减少行政成本、降低损耗无疑是最重要的前提。

〔7〕 英国18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做了更明确的划分。

他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建立基本的法律秩序、保护产权、促进技术创新，建设和维护私人无力做或不愿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

简而言之，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用保护和正义来交换收益，其职能上限由国家设定的目标和政府面临的约束决定。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政府应当是节俭的政府，不能让人民感到负担沉重。

尽管在经济危机后，西方如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有所调整，但对政府职能的最核心内容，即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内容则是坚持的。

相应地，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和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行政成本的最小化和行政效率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