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企业家希望自己的企业处于这个阶段，如果企业已到这个边缘，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再跳向政治、政策和商业模式寻找答案，再造企业，再造“蓝海”。

企业的利润来自于企业的外部，来自于企业与外界的关联关系。

政治利润是从企业和政治（或者说是企业主和政治人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得到的，政策利润是从企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联关系得到的，商业模式利润是从企业与其他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得到的，它们都来自企业的外部。

以企业和其内部员工之间的关联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它只可能减少或增加企业获取利润的成本。

政治利润、政策利润、商业模式利润可以统称为企业的盈利模式带来的利润，它们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高管会将其大部分工作时间放在与政府官员、政府部门、客户、供应商打交道上，而不愿意将大部分时间放在企业内部，放在企业的管理上。

管子认为：“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就是说，成就大事主要是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把握大势中的主要矛盾，而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决定因素。

《孙子兵法》也认为“善战者求于势而不择于人”。

一部《三国演义》，并非讲诸葛亮的智谋、曹操的狡诈、吕布的勇猛、关羽的义气，它讲的就是开篇中的一个字——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个人的努力也抵御不过大势。

诸葛亮一直被人们奉为神明，但其鞠躬尽瘁治理的蜀国却是最早被灭亡的，难怪成都武侯祠的对联中有一句话：“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同样，“三十六计”并非靠人们的突发奇想，它们只是有效利用“阴”、“阳”来构造对自己有利的“势”而已。

正如“树上开花”的解说词上所言：“借局布势，力小势大”。

企业盈利模式应该建立在了解社会、政策大势的基础上，从大势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主要矛盾看商业需求，从商业需求看自身的价值。

盈利模式对企业利润和成长的贡献远大于管理。

正如f. w. 泰勒（taylor）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所言：“在很多事例中，即使不是在大多数事例中，工厂管理的好坏与公司成败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

很多失败的公司，其工厂管理得并不坏，而许多获得巨额红利的公司，情况却适得其反。

”kodak、nokia等公司遭遇的困境并非由于其管理不善，而是因为它们的盈利模式不符合时代的趋势。

在中国，制造业营利能力不如房地产行业，也并非说明房地产行业管理水平比制造业高。

正是因为盈利模式的重要性，企业高管层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重视要超过对管理学的重视，甚至国内很多大学的管理学院的院长也是由经济学家担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企业高管的emba毕业论文选题为战略（尽管经常被冠以“战略管理”的表述方式，但实际上所谈内容与管理大多无关）。

因为管理对效益的贡献有限，很多企业家、政治家从骨子里轻视管理似乎是“合理”的。

管理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和降低风险都说“管理出效益”，但实际上企业的效益空间是由其盈利模式决定的。

管理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否快速、低成本和可靠地实现其盈利模式。

换言之，管理真正的价值是“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