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

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由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

[20]但是，“人口红利”不是一直可以坐享的。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2004年春天开始的“民工荒”。

这次“民工荒”的范围非常广，不仅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京津唐地区普遍存在，而且连江西、湖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地区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这说明中国开始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

从2004年末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21]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认为，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

这实际上加快了劳动力供给的逆转。

张捷认为“刘易斯拐点”[22]已经到来。

[23]第二个转折点是2012年。

2012年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很多力量叠加造就的。

比如，就业观念的变化。

中国招工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功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暴富，而不愿意脚踏实地做事。

这种风气不仅给中国的制造业，也给其他许多行业带来重大影响。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中国年青一代都不愿意在工厂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服务业、互联网业等相对简单、轻松的工作。

”这让富士康工厂陷入招工难状态。

富士康开始向印度尼西亚等地转移工厂。

[24]抛开这些因素不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影响力量。

近两年，中国的大学入学人数已经出现了下降，劳动力市场紧缩状况提前到来。

15～29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现在仅仅是30%多一点，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大约21%。

[25]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比2011年减少34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底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了负增长的历史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

中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