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
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由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
[20]但是,“人口红利”不是一直可以坐享的。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2004年春天开始的“民工荒”。
这次“民工荒”的范围非常广,不仅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京津唐地区普遍存在,而且连江西、湖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地区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这说明中国开始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
从2004年末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21]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认为,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
这实际上加快了劳动力供给的逆转。
张捷认为“刘易斯拐点”[22]已经到来。
[23]第二个转折点是2012年。
2012年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很多力量叠加造就的。
比如,就业观念的变化。
中国招工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功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暴富,而不愿意脚踏实地做事。
这种风气不仅给中国的制造业,也给其他许多行业带来重大影响。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中国年青一代都不愿意在工厂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服务业、互联网业等相对简单、轻松的工作。
”这让富士康工厂陷入招工难状态。
富士康开始向印度尼西亚等地转移工厂。
[24]抛开这些因素不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影响力量。
近两年,中国的大学入学人数已经出现了下降,劳动力市场紧缩状况提前到来。
15~29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现在仅仅是30%多一点,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大约21%。
[25]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比2011年减少34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底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了负增长的历史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
中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26]
- 1:农业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143页
- 2:欧央行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190页
- 3:欧央行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463页
- 4:欧央行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464页
- 5:欧央行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465页
- 6:欧元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455页
- 7:企业经济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63页
- 8:企业经济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399页
- 9:全球清廉指数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537页
- 10:人口红利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2) 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