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吏合流儒和吏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变化。
变化的总体趋势,在早期是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在晚期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腐败化。
这些变化,都与官吏选拔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有关。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
”(《论语·阳货》)按照孟子的解释,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基本上接近今人所说 的伪君子。
秦汉时期的社会,远远够不上儒家“天下为公”的标准。
西汉时的儒生当官,往往还以儒家的信念来批评皇帝。
然而,儒生一旦当官,就难免受到官场的浸淫。
东汉以后,官场的利禄就使批评皇帝的声音逐渐削弱,而为了跻身仕途沽名钓誉的儒生迅速增加。
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
到了唐宋实行科举制以后,儒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当官之后,还表现在当官之前。
科举考试尽管历经变化,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即无法测验出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
离开了道德衡量,儒者就徒有其名,但是,儒学的经典本身,又无法转变为官场实用的专业技术考试。
所以,科举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智力测验的方向前行,发展到八股文,则达到最为精巧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还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气节,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但是,更多的儒生是把儒学作为谋生手段和富贵之道。
吸引他们的不再是“颜回乐处”,而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
另一方面,在两汉时期,由于察举的推动,文吏开始兼修经术和律令。
从基层干起的小吏,要想得到察举,就得学习儒术。
到东汉以后,儒吏合流。
文吏开始学习儒术、阅读五经,伴随着这种吏的儒化,儒学经典也开始成为敲门砖。
文吏儒化一旦成功,就进入了儒的行列,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旦拿到文凭学位,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干部一样。
不过,随着科举的发达,文吏即使儒化,仕途依然不畅。
宋代以后,吏员的上升途径受阻,尤其是明清限制吏员升官,致使吏员更不看重声名,唯以利害算计,下层腐败酿成了不可逆之势。
吏员凭借自己熟悉公文案例、掌握公共权力的便利,贪赃受贿,勒索百姓。
社会对吏的看法也急剧恶化,甚至把吏员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
古代的官吏制度,至此走上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