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吏合流儒和吏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变化。

变化的总体趋势，在早期是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在晚期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腐败化。

这些变化，都与官吏选拔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有关。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

”（《论语·阳货》）按照孟子的解释，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基本上接近今人所说 的伪君子。

秦汉时期的社会，远远够不上儒家“天下为公”的标准。

西汉时的儒生当官，往往还以儒家的信念来批评皇帝。

然而，儒生一旦当官，就难免受到官场的浸淫。

东汉以后，官场的利禄就使批评皇帝的声音逐渐削弱，而为了跻身仕途沽名钓誉的儒生迅速增加。

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

到了唐宋实行科举制以后，儒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当官之后，还表现在当官之前。

科举考试尽管历经变化，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即无法测验出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

离开了道德衡量，儒者就徒有其名，但是，儒学的经典本身，又无法转变为官场实用的专业技术考试。

所以，科举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智力测验的方向前行，发展到八股文，则达到最为精巧的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还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气节，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但是，更多的儒生是把儒学作为谋生手段和富贵之道。

吸引他们的不再是“颜回乐处”，而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

另一方面，在两汉时期，由于察举的推动，文吏开始兼修经术和律令。

从基层干起的小吏，要想得到察举，就得学习儒术。

到东汉以后，儒吏合流。

文吏开始学习儒术、阅读五经，伴随着这种吏的儒化，儒学经典也开始成为敲门砖。

文吏儒化一旦成功，就进入了儒的行列，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旦拿到文凭学位，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干部一样。

不过，随着科举的发达，文吏即使儒化，仕途依然不畅。

宋代以后，吏员的上升途径受阻，尤其是明清限制吏员升官，致使吏员更不看重声名，唯以利害算计，下层腐败酿成了不可逆之势。

吏员凭借自己熟悉公文案例、掌握公共权力的便利，贪赃受贿，勒索百姓。

社会对吏的看法也急剧恶化，甚至把吏员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

古代的官吏制度，至此走上末路。